1.“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农业发展现状
由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生产条件、农业政策等的差异，农业生产结构和发展水平具有多样性。
首先是农林渔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合作的37个非洲国家这个比例从0.8%（利比亚）到58.2%（塞拉利昂），36个亚洲国家则从0.03%（新加坡）到24.15%（尼泊尔），26个欧洲国家从0.24%（卢森堡）到19.91%（阿尔巴尼亚），7个大洋洲国家从5.49%（新西兰）到26.6%（瓦努阿图），17个美洲国家从从0.49%（特多）到16.2%（多米尼克）。人均农业生产总值最高的是新西兰（2160美元），同时，80%的欧洲国家、20%的亚洲和美洲国家，以及10%的非洲国家在400美元以上。
其次，在农业占比较高的非洲国家，绝大多数对农业的依赖仍然很大。农业占比较低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也较低，低于10%。这些国家的经济主要依靠采矿业、旅游业等。在亚洲，较多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农业与制造业同时对经济做出同等贡献（如：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农业占比从较大渐变为较小的国家，则已基本进入第二、第三产业比例较大的农业转型国家，较为典型的是马来西亚，农业比例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45%逐渐减到80 年代中的20%以至到21世纪后的10%以下，制造业比例则逐渐从10%增加到20%到25%。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只有三个国家的农业占比在10%以上（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
第三，总体来说，各国近五年的农业发展多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近三分之一的国家2011-2016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0%以上。不过，亦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农业生产总值这五年间有所下降。
第四，有机农业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土耳其、乌拉圭的有机农业耕作面积分别达52.4万公顷，以及165.7万公顷（中国是228.75万）。耕作面积在10-50万公顷之间的国家有18个，包括玻利维亚，捷克，多米尼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尼，哈萨克斯坦，肯尼亚，立陶宛，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坦桑尼亚。此外，还有42个国家的这一种植面积在1千-10万公顷之间。
2.农业对出口创汇的贡献呈现多方向的变化
第一，原油出口占据国内收入主要来源的国家，农业生产的出口贡献原来就很小，当前几乎可以忽略，比如非洲的冈比亚、利比亚，亚洲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卡塔尔、伊拉克、阿曼、阿联酋以及沙特。
第二，有的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农业生产难以为继，随着整体经济状况改善以及新的出口机会，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提升，比如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多哥等国。
第三，有农业出口创汇一直作为经济支柱的国家，比如肯尼亚等国。
第四，多数国家农业的出口创汇贡献下降，包括曾经贡献较大的非洲国家刚果布，埃及，坦桑尼亚，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亚洲国家新加坡、蒙古、印尼、泰国、尼泊尔、塔吉克斯坦等国。
3.各国农业生产能力均有较大差异
每个区域选择2-3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每公顷土地的玉米产量在1625-10989公斤，有较大的间距。最高的是新西兰，最低的在非洲。欧洲各国、以及亚洲的马来西亚、伊朗的土地生产率均在近6000公斤以上，非洲的多数在3000以下，埃塞俄比亚2016年达到3421。大洋洲的其他国家多在3000-4000公斤之间。
劳均农业增加值显示，非洲各国多在1000-2000美元，欧洲只有很少的国家在这个水平，如，吉尔吉斯坦。其他欧洲国家都在3000美元以上，中欧、西欧的国家则在14000多美元以上，如匈牙利、、葡萄牙、捷克。马来西亚在亚洲国家是较高的，达8700美元的，其他亚洲国家在1000-3000美元之间。
4.部分国家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亟待提升
欧洲国家、亚洲和美洲大部分国家配备了灌溉设施的可耕地面积都在50%以上，如孟加拉国达70%。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这一比例非常低，比如赞比亚只有4%，而且集中在大型农场，小农户和中等规模农场的农业生产基本没有灌溉设施。由于基础水利设施的限制，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外，非洲各国的水资源本就特别有限，多数国家的单位土地面积淡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
基本的粮食仓储、公路铁路、线上线下的市场设施等在多数国家也在建设中。
在亚洲国家，由于绿色革命相关政策的影响，新品种和创新的农作体系大范围得以应用；非洲国家在综合农业发展计划、非洲绿色联盟、各国农业发展政策、以及双边多边机构的支持下，一些具备了基本生产条件和市场获取路径的区域，有更多的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包括新品种、保护性耕作，综合农作技术等。
还有在ICT技术支持下，有农业产业链应用智慧技术。
不过，水利设施、道路、市场建设，以及投入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仍然限制了多数国家的农业发展中更充分利用资源和积极采纳新技术。
5.各国农业发展有各具特色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基础
多数国家均有完善的正式的农业管理体系，包括农业管理部门，农业技术研发体系，农业支出体系等，以及与它相联系的系列政策、规定、发展规划等。
同时也有很多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各种农业合作社，协会，俱乐部，网络等，以及其特有的组织规范。这些农业发展的社会组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支柱。比如赞比亚全国农民联合会可以联合对一些经济作物定价，并促使收购这些作物的公司接收定价。很多合作社主动获取各种信息和资源，并组织成员参观学习，促进其了解并采纳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结构。
这些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在促进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比如，技术研发体系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一些类似农民田间学校等最基层单位就只能形同摆设。农业推广体系缺乏必要的设施配备，阻碍了推广员到位的工作。
6.农业生产投入逐年增加但仍凸显差异
农林渔的政府支出呈现出逐年提升的趋势，数量不多的一些国家，在2016年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不到0.5%，；这些国家要么是因为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如葡萄牙、卢森堡等，或者是以依赖原油等自然资源的出口而忽视了农业，比如安哥拉。多数国家这一比例超过1.5%，哈萨克斯坦达4.57%，最高的不丹这个比例达到12.57%，其他的多在1-2%。绝对值最高的是土耳其，达11829.08美元。
有几个国家的农业贷款增长较快，比如：安哥拉、玻利维亚各增长了将近两倍，即便是这样，在总贷款中的比例仍然很小。安哥拉的这一比例从0.02%增加到0.06%，玻利维亚则是从0.098%到0.103%。其他国家的增长较为缓和，不过，在总贷款中的比例也不到0.1%，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的农业贷款超过总贷款1%的比例，比如赞比亚的0.17%，苏丹0.18%，以及吉尔吉斯坦的0.22%
在数据可获得的107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24个国家的化肥消费量每公顷耕地超过200公斤，其中有8个国家超过500公斤，它们是新加坡，卡塔尔，新西兰，马来西亚，巴林，科威特，哥斯达黎加，以及塞舌尔。化肥施用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结构紧密相关。2016年，新加坡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0.026%，出口贡献达0.58%，主要发展都市农业，以高新科技园的果蔬种植、观赏用热带鱼、花卉为主，其每公顷化肥施用量30237.86公斤。马来西亚自上个世纪独立以来，一直重视农业发展，以经济作物棕油，橡胶为主，水稻、水果等也是主要的农业总产值来源，不过，水稻不能自给；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8.65%，化肥施用量和新西兰差不多，每公顷耕地达1763公斤。（中国该数值为500公斤）非洲国家里，赞比亚该消费量最高，达90公斤，其他小于10公斤的15个国家里，12个是非洲的，从低到高有冈比亚，几内亚，刚果布，乌干达，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布隆迪，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喀麦隆，卢旺达；其他3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萨摩亚，玻利维亚。
7.农业发展政策
作为新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蓝图，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确立了非洲农业发展的四个重要领域：土地与水资源管理，促进链接市场的农村基础设施与贸易相关的能力建设，增进食物供给及减少饥饿，以及农业研究，技术扩散和采纳。据此制定的综合非洲农业发展项目（CAADP）指导各个非洲国家制定了本国的农业增长计划，涵盖粮食走廊、农业区域、农业研究、农产品贸易、农村信贷等各项具体内容。发起于11个国家现已覆盖整个非洲的非洲绿色联盟（AGRA），特别关注为小农户提供各种支持。
在有机农业发展方面也有区域战略。2008年在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分别举行了第一届非洲有机大会和生态农业大会；2012年5月在赞比亚召开了第二届有机农业大会，形成《将有机农业纳入非洲发展框架的卢萨卡宣言》。
亚洲各国均有自己的农业发展规划，与上个世纪关注产量提高的绿色革命不同，除了继续致力于保障农业生产投入与农业产出，更多地开始关注提高食品与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减少食物供应链的损失等领域。
欧洲国家农业发展一直以来都在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指导下采取各种行动，同时也受益于共同农业政策。环境保护的目标是其重要的关注点，自21 世纪初，各种为了保护水质、土壤、空气、食品质量的政策纷纷出台，同时也致力于缓解灾害的资源管理、赋权妇女的农业生产等。大洋洲国家也特别注重关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的农业政策。欧洲、大洋洲的农业政策还涉及其农业援助政策，比如新西兰有四个优先领域：经济发展，聚焦教育健康和卫生的人类发展，提高应对灾害的恢复能力-特别是灾害预防与气候变化适应，以及构建安全的有保障的社区。美洲各国农业政策关注点在食物与营养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
各个区域及各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政策都更加注重多方合作；更加注重农业与环境、与健康、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8.农业合作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
“一带一路”合作的亚洲和非洲的多数国家仍然是作为主要的援助接受者。农业援助的方向涉及农政改革，农业发展，农业替代发展，农业合作社，农业教育与培训，农业研究与推广，农业财政服务，农业投入，农业政策，紧急粮援，渔业政策，渔业发展，经济作物，收货后保护及害虫防治等。农业发展的项目类型涵盖了保护性耕作，气候变化适应，灌溉设施，市场建设，营养管理，妇女赋权，食品企业，社区发展等等。
同时，“一带一路”合作的欧洲、大洋洲、亚洲国家中则有一部分是援助者。捷克在南非、柬埔寨、菲律宾分别有小农户支持，灾害恢复与生计发展，妇女牛奶加工中心等项目；韩国在老挝，多米尼加，孟加拉，缅甸，尼日利亚，科特迪瓦，菲律宾，卢旺达，加纳，巴拿马等近40个国家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项目。卢森堡在菲律宾和老挝，新西兰在印尼，柬埔寨等，葡萄牙在几内亚、莫桑比克等有肉牛、奶牛养殖项目。
此外，各个区域自身的联盟更是重要的合作形式。比如非盟，非洲绿色联盟，东盟等都有大量的区域和国别农业发展支持计划。
“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多数已经与中国开展了长期的农林牧渔业方面的研究与发展合作，涉及农业现代化技术培训，农业工程管理，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管理，农业产能合作，农业技术示范与推广等内容。
9.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继续开展农业合作的启示
（1）农业合作的目标不能局限于生产率提高和粮食安全，还要考虑环境保护，健康，性别平等，社会发展等目标。
（2）农业合作内容除了关注农业技术研发、农业人才培养，农业投入的增加，也要关注包括生产性基础设施、流通性基础设施，以及农业研发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因为，农业发展的潜力和机会不局限在农业本身，而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开放的学习心态、区域及跨区域的合作均密切相关。
（3）农业发展合作的计划和实施需要充分尊重各参与方的发展意愿和需求，同时充分了解和利用已有的合作基础和成果。各个国家都有其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还有各个双边多边组织共同努力的基础，尊重需求和已有基础，能促进有限资源获得充分应用，还能得到最大化的应用。
（4）农业合作需要建立多方合作的多向沟通的网络。以共同旨趣为基础，共同规范为准则，监测评估体系为依据，数据和各种条件共享。
（5）农业合作要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个平台，以“五通发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导向，使得合作的整个过程也是一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过程。
